香港新闻日报综合：自广东今年2月份开展“三打两建”以来，截至今年6月8日，全省已查结商业贿赂案件677件，正查办2046件，涉案金额8.05亿元，涉及厅级干部28人、处级干部123人。自6月份以来，广东省纪委又先后公布了至少8名厅级干部正在接受调查的信息。

在十八大之后，这一“廉政风暴”有更加猛烈之势。从10月25日至12月1日约40天时间，广东省纪委系统已经连续披露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原英德市副市长郑北泉、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原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等官员遭查处的信息，其作风之凌厉，极为罕见。

在运用制度加技术预防腐败的背景下，广东正在研发的预防腐败信息系统被寄予厚望。一位参与该系统研发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一系统能否真正起作用，最根本的障碍还在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健全。

早报记者 陈良飞

周镇宏，副省级；梁道行，正厅级；吴华森，正厅级；陈弘平，正厅级；谢鹏飞，正厅级；吕英明，副厅级……

自2012年1月以来，广东落马官员的级别之高、数量之巨，远超其他各省市区。广东这一系列反腐动作更被称为“廉政风暴”。

据广东媒体此前报道，广东今年2月份开展“三打两建”以来，至今年6月8日，全省已查结商业贿赂案件677件，正查办2046件，涉案金额8.05亿元，涉及厅级干部28人、处级干部123人。自6月份以来，广东省纪委又先后公布了至少8名厅级干部正接受调查的信息。此轮“廉政风暴”中应声倒下的厅级干部已高达数十名之多，厅级以下级别干部的落马数目更为庞大。

在十八大之后，这一“廉政风暴”有更加猛烈之势。从11月26日至12月1日短短一周时间，广东省纪委系统已经连续披露原英德市副市长郑北泉、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原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等官员遭查处的信息，其作风之凌厉，极为罕见。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肖滨分析，一方面在中央领导层就反腐问题密集表态后，广东省纪委会积极配合中央部署；另一方面，广东省纪委也会根据自身情况，显示出工作上的独立性。

“这一轮廉政风暴密集暴露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值得肯定，展现了广东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一个施政重点。”肖滨说。

贪腐时间长年轻化

在此轮广东廉政风暴中，官员贪腐时间跨度长，甚至在职位还很低微时就开始受贿的现象，引发关注。

曾任广东煤炭地质局局长、中煤江南基础工程公司总经理的吴华森在2004年至2011年长达8年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

今年8月底，原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何靖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他也是近年来广州公安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广州市纪委调查显示，2003年至2012年，何靖在担任广州白云区公安分局局长、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等职务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同时还涉嫌长期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贪腐时间长达10年之久。

据广东省纪检监察网10月25日消息，此前6月已接受调查的原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危金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于1998年至2012年多次收受贿赂；通过非法倒卖土地获取暴利等，长达15年时间。如此算来，生于1962年的危金峰在36岁时就开始贪腐，当时他还只是广东省财政厅一名副处级干部。

11月27日，清远市纪委通报下属英德市政府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郑北泉，因涉嫌徇私枉法和严重经济问题，被清远市纪委立案检查。郑北泉生于1971年，现年41岁，其贪腐开始的时间还要往前推进。

此前广州市纪委的一项统计已经体现了这一官员贪腐年轻化的趋势。2007、2008年两年间，广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违反党纪政纪案件580件637人，其中政府系统违纪违法案件198件227人，而31岁至45岁年龄段的就占55.95%，共计127人，“31岁至45岁的年轻干部成为腐败高危人群”。

临退已退官员涉贪

除了干部贪腐年轻化之外，在这一轮廉政风暴中，不少被查处的官员临近退休或已经退休也颇值得关注。

受访专家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临退休或已退休官员当然也不会例外”。

12月1日，刚被广东省纪委宣布接受调查的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生于1949年，现年63岁。2002年2月后，梁道行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深圳市海外交流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分管体育工作和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筹备组织工作。

2009年，梁因年龄原因请辞副市长后，还担任2011年深圳大运会执行局局长职务。在其退休3年后，梁还是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接受调查。

就在几天前，2012年11月27日，广东省人大农村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弘平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现年58岁的陈弘平此前系揭阳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2011年10月改任省人大农村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另据广东纪检监察网9月30日通报，62岁的吴华森已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通报称，吴华森在担任广东煤炭地质局局长、中煤江南基础工程公司总经理期间，特别是2004年至2011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涉嫌犯罪。

10月22日，原广州得全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方贵龙涉嫌行贿一案， 在广州开庭审理。检方证据显示，方贵龙涉嫌行贿吴华森99万元。广东省检察院的情况说明中称，除方贵龙检举吴华森涉嫌受贿的情况外，吴还涉嫌其他重大职务犯罪，还在侦查中。

吴华森曾被授予“广东省改革开放30年功勋企业家”称号，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吴华森案件也是广东检察机关深入开展“三打两建”专项活动以来，犯罪性质最典型、涉案人员级别最高、金额最大的典型案例之一。

“一查一串、一端一窝”

今年1月16日，农历小年，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带走，接受组织审查。三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新闻发言人证实，周镇宏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

55岁的周镇宏，2002年至2007年主政广东省茂名市。2011年，茂名腐败窝案曝光，涉及广东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无一幸免，其中多名干部为周镇宏提拔。

此次周镇宏被“双规”，接受组织审查，也被指与茂名腐败窝案有关。

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周镇宏极可能牵涉他的继任者、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案，而罗荫国的落网则是因茂名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茂名公安局长倪俊雄等官员的落马，而杨光亮被查则是牵涉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案，陈绍基、王华元两位省级高官则是因黄光裕案而东窗事发。

今年8月份，广东省物价局原会计钟传华案二审维持原判，给这宗涉案金额达1000多万元的贪污窝案画上句号。广东省物价局的这起窝案涉及包括省物价局原副局长马云在内的3名公职人员。

事实上，官员因“窝案”集体落马的趋势早已为广东省纪委系统关注。

去年年底，时任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说，近年广东腐败现象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腐败主体从个体向群体演化，腐败行为的“有组织犯罪”特征日趋明显，“一查一串、一端一窝”。

今年4月15日，广东省纪委副书记陈伟东在谈及推进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时表示，“有的案件在一个单位内涉及多个岗位、多个部门的人员。如某高校监管基建的3个官员全都因工程建设问题涉案；某市公安机关6名干警同时为一个非法经营赌博机的违法分子充当保护伞。”

广东展开“三打两建”

自2009年以来，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她收到的来自全国的举报信件中，发信地点以来自广东等3个沿海省市的信件最多。

她研判，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更多的人围绕在这些地区官员的身边，拉拢、行贿，造成了官员的贪腐，但目前的监督又存在缺位的现象。她预估，自2009年以来，沿海地区的腐败现象有加深的趋势。

为了防治腐败，广东于今年2月开展了“三打两建”专项活动，其主要内容为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及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并在全国率先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重要举措，我们支持政府部门大力推动这项工作。”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说，“现在很多腐败是行政审批批出来的。”

除了查处贪腐官员外，广东也早已开始对领导干部的党纪政纪法纪教育予以特别重视。

自2002年开始，广东省委作出决策，举办全省领导干部党纪政纪法纪教育培训班。11年来，历任省委书记每年都出席“三纪班”并亲自授课。近5年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讲课主题常新，但主线始终突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教育。

在今年刚刚结束的“三纪班”上，汪洋指出，据省纪委统计，党的十七大以来广东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党政“一把手”中，独断专行决策的占80%以上，“谁独断专行，就是往绝路上走，大家要引以为戒。”

官员财产申报须健全

在肖滨看来，广东这些年的反腐工作还是非常重视制度建设的，未来除了继续完善技术反腐和内部监督制衡机制外，还需要借助于一些不同于内地省份的传统优势。

肖滨说，这些优势包括：其一，广东的媒体监督力量是很明显的，广东的平面媒体尤其是报纸很发达，很有批判精神；其二，广东的网络问政有声有色；其三，广东一直都是开放的前沿阵地，对外信息的交流非常广泛，可以引进一些外部的经验、制度来“内外夹击”。

在运用制度加技术预防腐败的背景下，广东正在研发的预防腐败信息系统就被寄予厚望。

一位参与该系统研发的工作人员告诉早报记者，这一系统由广东省纪委主导，包括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和相关信息科技公司都参与了研发，“从技术上来说，监控官员的财产状况、出入境状况等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和其他系统联网之后，官员的很多房产信息、存款信息、有价证券信息等将一览无余。”

他表示，该信息系统能否真正起作用，最根本的障碍还在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健全，“一旦系统发现该官员申报的个人及家庭财产信息与预防腐败信息系统联网信息不一致时，就会发出预警……目前，纪委取得这些资料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在林喆看来，目前已推行多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官员在纸上填完了，组织部门密封起来，就锁到柜子里去了”。林喆认为，这一制度目前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欠缺审查机制。

在11月30日的中纪委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也呼吁中央以最大的决心和魄力推动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开。

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副研究员仲武冠今年5月曾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称，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受到金融实名制、税制不完善、私有财产保护不足以及各级领导执行不力等多种因素影响，这项制度实际上效果并不理想，“乐观来说，中国有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少还需10年时间”。

仲武冠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10年的时间只是对房产、存款、有价证券、股权等信息系统建设、完善以及与官员财产申报系统对接的一个估算，如果中央有足够决心推行这一制度，贯彻这项制度也许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