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总统，各地都在热议未来的美国政策走向，由经济、内政到外交。虽然各出发点不同，但大多数人都认同一个观点，美国过去四年制订出的战略与政策将得到延续，不会发生重大变化。香港尽管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但由于“一国两制”的特殊性，对美国有着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意义。过去四年的事实证明，香港作为维护美国在亚太利益、影响中国政局的“战略地位”正不断加强。奥巴马的连任，可以预见到，这种战略转型必将进一步深化，而一种可称为“低调干预”的对港政策也将进一步获得体现。

　　香港对于美国 的意义，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演变。从冷战年代的“经济港口”、“战略性探索共产中国的信息中心”，到中英谈判时期的“外交窗口”、“贸易平台”，及至回归之后的“牵制中国的着力点”。简而言之，香港对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城市，从战后的六十多年历史来看，美国往往将香港视为一个可以直接影响中国内地的政治平台。尽管经历了不同总统，但这种大方向并没有根本改变，所不同的只是具体方式的区别。

　　提升香港战略地位

　　在奥巴马刚上任之前的小布什政府，对华保持相对合作政策，而香港之于美国的重要性，仍然侧重于经济利益方面，尽管其间发生了诸如二十三条立法等事件。直至奥巴马上任，开始大幅度调整了对外政策，推出“重返亚太”战略，相应也调整了对中国的外交方针。受此影响，香港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战略地位”开始不断上升。

　　二○一○年五月，美国驻港总领事杨苏棣上任后不久所说的一番话，可以视为奥巴马政府重新定位了对港政策。杨苏棣当时说：“广泛而言，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于帮助亚太地区塑造未来经济、促进地区安全、支持更加强大的民主制度以及传播人类的共同价值。”当中所谓的“亚太地区”，固然是泛指，但同样是在适用于香港。换言之，美国政府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提升经济关系、推动民主进程、推动普世价值三方面着手，以令香港在美国重返亚太政策中，发挥较以往更加重要的作用。

　　事实证明，过去四年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美国都在加强对香港的影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过去四年访港的美国高官数量与层次是过去十五年所仅见。包括国务卿希拉里、财政部长盖特纳、运输部长拉胡德、商务部长骆家辉、司法部长霍尔德，乃至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以及更多的副部长级别官员。如此大规模地与香港接触，所反映的不只是表面上所谓的“各层面接触”，显然是在体现其对现有战略的贯彻。

　　“我们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最富活力的亚太经济体所做的努力，充分证明美国能在整个地区这场轰轰烈烈的进程中尽一分力。正如国务卿希拉里所言：“我们作出这个承诺不仅是因为这攸关亚洲的利益，而且攸关美国的利益。这关乎我们的未来。””杨苏棣曾如此坦率地承认美国对香港政策。

　　显而易见，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对香港政策有别于以往，不仅体现在高层的重视程度，更反映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一直以来，美国通过三种方式来干预香港政治。一是通过美国驻港总领事的表态，二是通过每年发表的各国人权报告，三是发表一年一度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但这仅仅是表面的形式，更多的是那些“躲避阳光”的手段。

　　“低调干预”逐步成型

　　去年维基解密公布的外交密电反映出，正是从○八年开始，美国当局对香港的“干预”已伸入各个层面，“层次”有了显着的不同。由反对派政党的具体领导层人选，到每一届选举的竞选手段，乃至是与中央政府对话的策略，所涉入层次之深、范围之大，令人感到美国已“完全掌控”香港的反对派。例如，一份分析公民党发展的密电中曾提出：“The King is Dead, Where is Our Queen?”（国王已死，女王在何方）。这种做法无异于在寻找另一个可操控的政治傀儡，足以反映美国在香港涉入程度之深。

　　可以预见的是，奥巴马连任成功，在延续其“重返亚太”战略情况下，香港的战略地位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并逐步强化到通过干预香港内政，来达到“足以影响、牵扯中国政府”的政治作用。但一如奥巴马的“聪明”外交政策，这种干预不会像过去那样咄咄逼人，而会以一种“低调干预”方式进行。更重要的是，未来四年是香港发展的极其重要四年，二○一六、二○一七年两个选举产生办法需要达至共识，也是普选前夕的准备期，对于美国而言，相信没有比这更加好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