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下调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7.75%，并警告中国社会融资总额过快增长及广义债务等显著宏观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David Lipton）是在结束2013年度第四条款磋商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以上表态的。他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归因于海外需求的减弱。然而，他同时表示，通过对中国债务和支出水平的最新预测，中国政府的挪腾空间比过去要小，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正在收窄。

“尽管中国面临社会融资总额过快上升及债务激增等问题，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正在积极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参加此次第四条款磋商的IMF中国处处长Steve Barnett在专访中向本报表示。

IMF：广义政府债务占GDP50%

整场发布会中，IMF关于中国的信贷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利普顿表示，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包括在内，广义政府债务已增加到GDP的近50%，相应的财政赤字2012年约为GDP的10%。这是继外国投行等私营部门相继发出中国债务评估报告后，国际金融官方机构首次发布中国国内、尤其是涉及鱼龙混杂的地方债务的官方表态。

若按2012年52万亿元的GDP总额测算，50%的债务至少要达到25万亿之巨。“这一数据与此前中国官方所公布数据相比有明显增加，”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邵宇表示。银监会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地方债约在10万亿规模，与IMF估算相差快一倍。

尽管利普顿未就债务占GDP50%的数据来源进行解释，有关地方债务规模大涨的论断此前也有表述，中国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就在4月召开的博鳌论坛上表示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达到20万亿以上。

“债务占GDP一半这个数字我并不吃惊，”一位从事地方企业债发行的一线人士向本报表示。他透露，除去可以计算的银行贷款、地方融资平台外，一系列包括信托、资管、融资租赁等无法计算清楚的金融环节都涉及到地方债之中，使得整个债务状况难以预期。

谏言债务财政管制

对于这一部分地方债务与财政，David Lipton表示，还需要采取措施，逐步减少政府赤字的规模，从中期来看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有一个比较稳定、安全的债务水平。对税务体系也需要重新进行改革，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进行重新的调整，使得在收入和支出方面实现更大的平衡。

事实上，目前中央对地方债务平台以及理财等主要的地方债流向产品的政策已经有了明显收紧。

“2012年开始，各部委就从各环节多次发文，分别通过控制地方项目审批、融资平台政策收紧、资产重组合法性审查加紧等方面出台一系列规定，目前感觉地方标准化债券的发行比以前有了很大阻力。”该一线债务人士表示。

对于债务管理，IMF在5月29日提出了更高的目标。IMF称，财政改革是支持再平衡、改善治理、提高投资效率的改革议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IMF对此建议，继续实施税收改革，对地方政府财政进行全面的重新调整，根据支出需要重新配置资源，以及改革地方政府投资和借款的相关制度。以其他征税形式部分取代非常高的社保缴款，也有助于经济再平衡和降低低收入者的负担。

而国内有关地方债务研究也从征税、再平衡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报告《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表示，建议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在城市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购置和开发土地的支出可以通过发行市政债筹集，其偿付能力即土地开发项目未来所带来的现金流。从长远看，应尽快修订《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

资本账户开放“无时间表”

在近期火热的资本账户自由化议题上，利普顿表示，应继续在放开利率和提高汇率灵活性方面取得进展，这将支持经济再平衡；还可以辅之以资本账户的逐步、谨慎的进一步开放。

Steve Barnett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鼓励中方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同时推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没有所谓的时间表，中国以上每一项改革都会相互推进”。

Steve Barnett告诉本报记者，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核心不在于先后顺序，而在于建立健康的金融体系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以推动资本的跨境流动。

“尽管目前中国资本流动有一些管制，但是可以看出流动规模已经很大了，与很多比较大的国家类似于巴西、印度、俄罗斯相似，甚至也赶上了韩国。”Steve Barnett表示。

对中国外部状况的评估，IMF表示与去年基本相同，认为人民币相对于一篮子货币中度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