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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报:中国经济需要进入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2014/1/6    作者:

香港新闻日报通讯社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日刊载《进入稳定增长“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一文,文章指,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正进入稳定增长的新阶段,不会有以往的巨大波动。然而这样的稳定增长“新常态”还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中国领导人推动经济重新平衡所迫切需要的。
香港新闻日报通讯社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日刊载《进入稳定增长“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一文,文章指,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正进入稳定增长的新阶段,不会有以往的巨大波动。然而这样的稳定增长“新常态”还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中国领导人推动经济重新平衡所迫切需要的。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宣布,2013年的增长将达到7.6%,比2012年的7.8%低。中国内外的分析家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2013年前三季度的增长已经是7.7%,加上主要的增长指标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与出口,在第四季度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中国今年的7.6%增长虽然是15年来的最低增长率,但还是全球平均增长率的一倍,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这还是一个很可观的增长率。其实中国的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相当庞大(在2013年近9万亿美元),仅是7%的增长也意味在一年内,为中国增添印度尼西亚一半或印度三分之一的整体GDP。环顾四周,世界上没有一个大经济体,在2013年可以取得接近7%的增长。

至于2014年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长,一般的共识是约7.5%,真正的增长率可能比这多或少0.1到0.2个百分点。事实上,中国政府2013年原先的增长目标是7.5%,最近官方对2014的增长预期也是约7.5%。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济正进入稳定增长的新阶段,不会有以往的巨大波动。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增长将处于约7%的中等水平,任何偏离也只是远少于一个百分点的微差。

然而,这样的稳定增长的“新常态”,还是有其自身深远的含义。稳定增长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行经济重新平衡,和他的新一轮改革所迫切需要的。

从理论上来说,中等水平的稳定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日趋成熟,主要的高增长源泉逐渐枯竭。以国内固定投资和出口等为首的增长引擎,也因为结构与周期性原因而减弱。与此同时,单是国内消费并不足以促进高增长。

国内需求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国内投资,外部需求(或净出口)只占一小部分。过去10年(2002年至2012年)来,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平均占中国整体GDP的比率是53.2%与45.1%,外部需求只占2%。

中国的出口增长近年逐渐下滑。出口取得双位数增长的日子已一去不回。出口增长在2012年只是8%,在2013年也是约7%。由于成本和工资日渐上升,再加上人民币逐渐升值,中国的出口企业正迅速失去比较优势。

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投资拉动的,尤其是在增长较缓慢时期。政府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便是例子。然而,这在2012年开始改变,政府并没有因为GDP增长放慢,而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来提振经济增长。

结果,2012年“国内消费”占整体GDP增长的比重,多年来首次超越“国内投资”,而外部需求(即出口)则维持负数。这个趋势延伸到2013年,国内消费相对于国内投资,占整体GDP增长的比率进一步扩大。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表明中国经济已走上新的增长轨道。

国内投资这两年相对衰微,部分原因是工业产能过剩、政府大力削减诸多臃肿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再加上对房地产的降温措施。

除了清理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也密切关注它们的借贷。最近,政府也以“信用评级”取代“GDP评级”来鉴定地方政府的表现。

但在政府终于解决了地方过度投资的问题后,也是投资猖獗与超高增长的日子成为过去的时候。这为国内消费(或是内需)最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铺平了道路。

然而,国内消费还未能在短时间内变身为中国增长的有力引擎。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就像过去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体(如韩国与新加坡)一样,基本上是由高水平的国内投资,及同样高的国内储蓄驱动的,国内消费也因此偏低。

中国2012年的国内消费总值占GDP的49.2%(以家庭消费算则是35.5%),以国际水平来说肯定是很低的。相比之下,印度是56%,美国是70%。因此,要在短期内有效地把中国经济转变为以消费驱动的增长是不容易的。

因此,中国经济新的额外增长源头必须来自供应方面,即是要提高生产率,在中国劳动力已开始萎缩的时候,这尤其重要。无论在那里,生产率增长都有赖于技术上进一步的提升与创新。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显示了以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所承诺的下阶段,经济改革与宏观经济重新平衡的重要性。

习近平最近于三中全会宣布的改革计划,被誉为是邓小平30年前启动改革以来最大胆的措施。的确,习近平更大胆地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通过促进更高的效率与生产率,在维持中国未来平稳经济增长,即使是在7%左右的中等水平,的确非常关键。

许多同贸易与金融领域自由化相关的改革,包括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并不是新的课题,而是一直以来在改革中。但习近平新的改革计划,将提供所需的新的政治动力。其他较棘手的问题,如国有企业与农村土地改革,则更需要中央政府大力的介入和推动。

在真正实施改革时,除了制定新条例或“减条例”的自由化过程,最重要的还是建立良好的治理和更有效的司法制度。这两者都被认为是习近平改革计划中比较脆弱的环节。

简而言之,以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在这个10年期剩余年头的焦点是改革,再改革,不是经济增长,更不是以GDP为主的经济增长。

从2014年开始,习近平需要稳健的经济增长,来让他逐渐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推行各项改革。成功的改革将带来新的增长源头,并更进一步推动改革,来取得更多增长。

这是中共中央所预期,习近平把改革-增长联系起来,从现在到2020年将带来的正面效果。这将为中国在2030年前成为发达经济体铺平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结构将出现很大的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会有很大的改变。相关的重点问题是,党所扮演的角色应如何改变。(文/黄朝翰 译/叶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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