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说，人大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近年来对刑事错案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发现错案似乎延循了一个模式：从黑龙江石东玉冤案到云南杜培武冤案，从湖北佘祥林冤案到河南赵作海冤案，一样的偏重口供，一样的非法取证，一样的疑罪从轻。

　　这不是执法人员或司法人员个人的问题，而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问题。制度存在漏洞和弊端，冤案才一次又一次被复制。

　　何家弘认为，刑事诉讼制度“流水线”模式是现存的第一大缺陷。冤错案件的生成虽然根源于侦查环节的错误，但是这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又都通过了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关口，顺利通过了“流水线”上的层层审查，反映出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

　　作为第一道“工序”的侦查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实质性环节，而起诉和审判变成了对“上游工序”的检验或复核。

　　《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但是在实践中，地方领导往往过分强调“互相配合”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重大疑难案件中，往往就成了检法两家配合公安。

　　但何家弘认为，公检法分权的主要目的是互相制约，不是互相配合。在“浙江张氏叔侄强奸冤案”中，虽然办案的“女神探”有重大责任，但其他公安人员、承担起诉职责的检察官和审理案件的法官也有责任。

　　何家弘认为，庭审虚化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第二大问题。有些法院庭审“走过场”，尤其是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更是如此。

　　刑诉法第180条规定，合议庭审理案件后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该规定造成合议庭在遇到“复杂、疑难、重大”的案件时，往往乐于把案件报审委会讨论，日后一旦发现错判，也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

　　于是，在这些案件中，裁判者不是主持庭审的法官，而是没有参加庭审的法官，这显然违反了司法裁判原则，因为只有直接审查案件证据的法官才能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

　　针对庭审虚化的问题，何家弘认为应该对审委会制度进行改良。他建议明确规定审委会不再讨论具体案件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但可以讨论有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换言之，审委会不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