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邵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企改革远未结束，下一步怎么改，主要分三步走。他还直言不讳地表示，政府没有刻意帮助谁，“国进民退”说法没有数据支持，而小企业融资难则是个世界性问题。

国企发展总体不错

去年，央企上缴税收1.9万亿

记者：近年来国企发展总体情况如何？

邵宁代表：这几年，国企发展总体是不错的，也取得显著的成绩，比如，资产从2002年的3.3万亿，增加到2012年的22.5万亿；净利润从1622亿，增加到9247亿；上缴税收也从2927亿，增加到1.9万亿。

我们对央企有比较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尽更多的社会责任，在这个方面，央企做得也是比较好的。

国企改革远未结束

下一步，从分类改革出发

记者：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我们国企改革是不是基本上完成？

邵宁代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国企发展的总体形势不错，但是，国企改革远未结束，改革还可以激发出更大的潜力，改革还有可能产生更大的红利。

我国的国企改革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不少中小型企业通过改制，退出了国有体制，现在有些民企就是当时的国企改制的；还有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关闭破产了，这样的企业有5000多家，涉及到981万人，这个过程很痛苦，也很艰难。但这两项改革根本上改变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也初步建立了国有企业优胜劣汰的机制。

之后，国企就剩下大企业了，改革也就进入了国有大企业改革的阶段。2003年，国务院成立了国资委，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监管，启动了国有资产管理改革，明确了考核监督等一系列办法。

记者： 如果说国企改革远未结束的话，那么，下一步，我们国企改革的路径是什么？

邵宁代表：我们考虑，国企改革接着大概需要走这么几步：

首先，要从分类改革出发，探索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方式和模式。我们监管的企业类型是不一样的，有一批企业承担了大量公共保障责任，它们既占有了一些特定资源，同时又承担着明确的保障责任；它们的经营受到政府的直接管理，包括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由政府控制。当然，更多是具有竞争性的国有企业。

现实中，国有企业的类型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不分类，那么，改革迈不开步子，监管也很难深化。比如，那些承担保障责任的国有企业，由于政府定价，它们的经济效益和企业自身努力关系并不直接。

第二，我们要将国有企业本身调整改革到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方向上。比如，在改革用人机制上，要做到能进能退，能上能下，收入可增可减；还要调结构，卸包袱，该退出的领域要继续退出。

第三，把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调整到符合市场经济的方向上。这包括减少对企业投资的政府审批，进一步完善出资人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建立有别于党政干部的企业领导人员选任机制。

央企收入水平

没有传说中这么高

记者：现在，社会上都说央企工资高，有段时间，网上传得很厉害的，说央企一个抄表工，年薪有10万。

邵宁代表：一个抄表工年薪10万的事，有关企业查了，没有查到这种情况。

我们央企总体收入水平是国资委总量控制的，是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的。目前，央企职工平均收入大约比社会职工的平均工资高出40%，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是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国企已基本没有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了，这是行业特征决定的；二是，国企中也确实存在吃大锅饭的问题，由于改革还不到位，低端人员收入比社会高、高端人才收入比社会低；三是，前几年，社会上一些企业、尤其是一些“三来一补”企业职工收入可能过低了，随着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提升，其他企业员工的工资上涨得也快，两者的差距会逐步缩小。

至于经营者收入，央企一把手报酬是与考核挂钩的，目前平均水平是税前80万。

政府没有刻意帮助谁

“国进民退”说法没有数据支持

记者：社会上，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现在是“国进民退”。

邵宁代表：国进民退，这在统计上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这几年，民营企业仍然比国有企业要发展得快。

实际上，这几年经过布局结构调整，国企和民企已经错开发展了，在中小企业层面，国企已退出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总体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互补关系。当然，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也会有面对面竞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关键是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比如，在通讯设备制造业领域，前几年有“巨大中华”一说，经过几年竞争，民营的华为、股份制的中兴发展起来了，两家国有背景的逐步退出，大唐退而专注研发，巨龙退出了市场。这样情况很正常，政府并没有刻意帮助谁。

银行眼里只有好企业和差企业

小企业融资难是个世界性问题

记者：在两会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有些代表说，现在银行对国企支持多，对民企支持少，对此，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邵宁代表：其实，国有银行早就改制上市了。在银行眼里，只有好企业和差企业，没有所有制的概念，国有企业效益不好，银行照样不会放贷。

而小企业融资难，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所有制的难题，因为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资产拿去作抵押。

国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国企改革还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关于这两个问题，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日前在另一个场合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国企面貌已发生重大变化

记者：通过改革，国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邵宁：首先是国企与政府的关系和经营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财政不再为国企补充资本金或弥补企业的经营性亏损，国企成为独立的市场法人实体；国企资不抵债同样要依法破产或重整，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目前，全国90％以上的国企完成了公司股份制改革，多数国企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等机构，部分地方国企和51家中央企业进行了规范董事会试点，“三项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

这些改革措施使国企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03年到2011年，全国国企（不含金融类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上缴税金年均增长17.6％、25.2％和19.4％，一大批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典范。截至2011年底，中央企业境外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已经占到中央企业全部的11％、16.9％和11.3％；全国国企划归社保基金国有股权2119亿元，占全部社保基金财政性收入的43.1％。

进一步改革面临的问题

记者：当前深化国企改革还面临哪些问题？

邵宁：国企改革尚在过程之中，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大型企业母公司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进展较慢，存续企业的消化还比较困难；董事会的运行机制还不完善，国资监管机构、董事会、经理层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经营者管理制度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企业经营者的行政化管理色彩依然存在，尤其缺乏市场化退出通道；一些企业内部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外部对国企的各种干预仍然存在。

此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国企组织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国资监管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很多国企还背着社会包袱在跟别人比跳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