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纪委书记李书磊14岁上北大 曾有神童之称

 
 
 

 

 

 

北京新纪委书记李书磊14岁上北大 曾有神童之称
李书磊

离开两年后,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书磊重回北京。

这一次,他接下的是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担子。

据北京日报社旗下微信公号“长安街知事”1月3日深夜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批准:李书磊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常委和市纪委书记,叶青纯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

1964年出生的李书磊上一次离开北京前的职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他曾在这个副部级的职位上待了6年。

在这6年里,李书磊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他的低调,是任何场合的低调,绝非刻意掩饰”。

他的部下给出了6个字评价:严谨、低调、务实。

14岁那年,也就是1978年,李书磊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之后又在北大中文系拿下硕士、博士学位。

相比大多数同龄人,他要早上4年进大学,“神童”之名由此而来。

李书磊有一次对“神童”之名进行了解密:“我小学时连跳两级。跳级是因为在班里学的东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过我了,听课没意思, 就逃学。逃学被老师逮着,我就装病,装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师告状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让我跳级,跳了级,课都是新的,都不会了,就不敢逃学了。”

读小学时,李书磊并不是一个讨老师喜欢的学生。

这点李书磊后来自己也承认:“老师不喜欢我,还老整我。我被同学评上‘五好’学生,老师却把我‘拿’下了,我觉得很受伤害,天昏地暗。”

李书磊曾自称“小孩儿里的文人”。

他上小学时的那个大队叫破车庄,一个大队有好几个自然村,所以同学们来自不同的村子,两拨小孩儿见面就大声咳嗽,谁咳嗽得厉害谁就是爷爷,因为老爷爷们都咳嗽。往往见面咳嗽之后就陷入混战。

李书磊并非打架主力,一般只出主意,故自称“文人”。

“文人”李书磊儿时生活也不全在“刀光剑影”中虚度,李书磊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自己能看很多书。

“我把家里的书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记》《红楼梦》,能找到的我都看。当时我最喜欢《西游记》了,看了就学孙悟空,撅断我们家后院的小树,把皮剥了,当金箍棒。”彼时,过日子受穷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们总能自寻欢乐。

生于1960年代早期的孩子常常被人们视为幸运儿。

“文革”狂飙突起时,他们还小,受到的冲击不大,也不用像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一样,早早地就上山下乡了。

等到他们大了些,接受完高中教育的时候,1977年,高考又恢复了,成绩好的农村孩子就可以考入大学,毕业后进入各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1964年出生的李书磊都赶上了。

1978年,14岁的李书磊参加完高考后并不作多想,乖乖回家干活。一天,他正在黄河滩上放羊,他姐姐拿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去找他,他在看到通知书的那一刹那,把羊鞭狂甩进黄河,“当时就想,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

为什么选择北大?李书磊后来解释过。

“在考大学之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的写作。高红十与《理想之歌》,我当然仰慕得很,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漂亮了,太高级了。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李书磊的本科并不在中文系,不过,他的硕士和博士都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李书磊和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同为1964年人,但1983年,孔考入北大中文系本科时,李已经是中文系硕士一年级学生了。

换句话说,孔算得上是李的嫡系师弟了。

孔庆东在一篇《北大博士李书磊的怪异风采》的文章中写道:“李书磊在当今的青年学者圈里,属于少年得志、官高爵显的一位,我等文学青年皆以师兄事之。事之是事之,然而在感觉上,李书磊却怎么看也并不像个师兄,连师弟也不像,说得冒犯一些,倒有点像师外甥——即某位师姐的高徒或者令郎也。”

孔庆东还记得,刚上北大不久,班主任温儒敏老师说:“你们不要那么狂,今晚我带一位研究生来给你们介绍学习经验。”

到了晚上,温老师领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孩子来了,说:“这就是你们的李书磊大哥哥。”

大家顿时好奇心起,心想别是温老师上中学的儿子吧。一交谈,“才知原来李书磊跟我同岁,但比我早四年上大学——他是少年大学生”。

李书磊和那些“老三届”同班,班里有的同学比他年纪大一倍,还有的女同学是带着孩子来上北大的,孩子的户口就落在他们班上……

师弟孔庆东回忆,“年轻的李书磊很受男生嫉妒,也很受女生那个,但他似乎浑然不觉。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年轻,他真的以一位兄长的态度给我们介绍北大的掌故,介绍他的研究课题。”

当时李正在研究20世纪80年代“青年作家群”的问题,他讲得兴致勃勃,眼镜后面的小细眼睛笑眯眯地看着簇拥在他身旁的几个女生。

“他不知道,坐在远处的男生才是认真思考他的课题的,坐在近处的女生则大都是心怀叵测之徒。”孔庆东有点戏谑地写道。

北大十年,同学们也教会了李书磊很多东西。

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后闯荡过一阵子的人,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们带给李书磊的简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李书磊后来谈起这段岁月,“同学们的经历与见识使我很快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加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

毕业后的李书磊走了一条坚定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1984年硕士毕业后,李书磊被分配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两年后,他又重返北大中文系拿了一个博士学位,之后又回到了中央党校任教。

自1989年12月起,李先后担任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主任、文化学教研室主任、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培训部主任,校务委员、教务部主任。

其间,他还曾先后赴河北青龙挂职县委副书记,赴陕西西安挂职市委副书记。

2008年12月,年仅44岁的李书磊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官至副部级。其时,中央党校校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

尽管身居高位,在中央党校同事心目中,李书磊还是习惯于用学者的语言与周围人讨论问题,而非官员的语言。

他通常的讲话,只对一个问题进行学理分析,同时又能与党的重大理论联系起来。

李书磊常常说:“讲话不能讲满,要留有余地。”

这个“余地”,不是出于做人的油滑,而是“他认为在你不能穷尽和掌握所有分析材料的时候,应该有学者的严谨,说满口话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是李书磊在中央党校具体分管的部门之一,在该部一位教师的印象里,李书磊几乎不喝酒,一般也只参加他分管领域的外事活动,他有着学者的严谨,但也有文人的幽默。

有一次,一位外国友人来参访党校,送了李书磊一样类似于当地土特产的东西,李书磊端在手里就问:“这个是吃的东西,还要交公吗?”

这位教师还记得,每次党建部青年教师的读书会,李书磊几乎都会来参加,不仅仅是听,还会自己讲。

“我们都很佩服他这点,虽然是文学专业出身,但他对政治学领域也有自己的学理思考。他往往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能够把我们的观点包容进去,”这位教师说,“他的见地就是能把年轻教师吸引住。虽然早就知道他有‘北大神童’称号,但仍然会被他的超然禀赋折服。”

曾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提出中央党校要成为一流学府。

习近平说,“一流学府”要体现在一流的教学和科研、一流的人才和队伍、一流的硬件和基础设施、一流的管理和服务、一流的风气和人文环境五个方面。

李书磊对此有自己的思考。他经常对教师们说:“外界评价中央党校的老师讲话敢讲,我更希望外界说我们的老师很有学问。”

李书磊喜欢和年轻人聊些轻松话题,甚至不惜爆光一点自己当年的糗事。

比如他在北大读书那会儿,如何当同学电灯泡的故事。李回忆说,那次当电灯泡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了有生以来最香的一顿水饺。

他虽然允许年轻人犯些小错误,但该严格的时候还是很严格的。

有一次,一位年轻教师在说自己这一年发了多少多少文章,李书磊正好听到,马上指出:数量不是关键。

另外一次,一位年轻老师恰好发表了篇谈石家庄的城市建设逻辑的文章,李书磊注意到了,专门找到那位年轻老师说,“你那个观点不一定对,我们好好聊聊。”

李书磊对青年学者的关心还体现在生活上。他拿到经费首先会向青年学者倾斜,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最优秀的人到了我们党校,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机会,不关心、不培养他们,这是极不负责的行为,甚至是损阴德的事。”

话语间分量已经很重了。

李书磊的学问在学界一直颇受好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书磊闭户读书,写出了一系列重读经典的好文章。

那个时候,“李书磊”三个字堪称如雷贯耳,他的《为什么远行》《杂览主义》《重读古典》《文学的文化含义》《我观世音》等一系列书籍,不仅引起学界的注意,更在全国拥有相当可观的粉丝读者。

至今,豆瓣读书上关于《重读古典》一书的讨论中,仍然可以看见有年轻读者评价:“读一下他的文章,我们就会知道李书磊的判断是多么深刻。”

1989年到1991年这两年间,李书磊曾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不问世事,只在窗下苦读古书。

“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李书磊说。

后来,李书磊把这些读书札记整理发表,写了一系列重读古典文学的好文章,也就有了1997年的《重读古典》。

李书磊从不否认自己著书是出于一种情感需要。“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对于国土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语的情感,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

这种情怀在孔庆东的文章中也得到佐证:“每见书磊,他总是号召大家埋头读书,为国效劳,一副‘龙头老大’的气派。”

李书磊曾自称最敬佩白居易。

他认为,白“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用佛家的无差别心洞见人生,他避免了人们常用的那种等级偏见”。从《琵琶行》到《长恨歌》,白居易不仅体察了下层的苦难,为歌妓的遭遇而湿了青衫,也还给了帝王“人”的角色,同情作为一个帝王内心的痛苦与无助。

李书磊说:“这入骨三分的倾诉使我们对无限的人生肃然起敬,我们从这里读出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深深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