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炳洪，男，1933年出生，云南富民县款庄乡蒧谷玉学地村

“寻找饥饿”纪录片项目采访了来自各地的老人，吴文光身后是老人们的照片

采访拍摄时，常引起其他老人共鸣

邹雪平(左二)为逝者立的碑

一群从不知饥饿为何物的85后，一群几乎不识字的耄耋老人，他们之间隔着50年斑驳的时光以及半截子生死。将他们关联起来的是独立电影人吴文光发起的“民间记忆影像计划”。

吴文光和这群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围绕三年自然灾害，采访了1000多位老人，用摄像机记录下250位老人对“饥饿”最原始的表述，寻找着上百个村子逝去和变化中的记忆。

这段历史，在老人们作古之前能被记录下来，无论多少，无论笼统或细节，总胜过于零。

这群孩子，跨过父母寻找祖辈来保存这段记忆，无论精彩或沉闷，无论能否撬动现实，年轻一代行动中带出的东西，要比“口述历史”文本本身更有意义。

给失语者一个表达渠道

都说，只有最好和最坏的人创造了历史，而像你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则繁衍了种族。但是，难道每一个平常人的一生就不值得记录，就没有闪光点？在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下，谁会在乎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妇女在想什么，她又经历了什么？谁会在乎他们心中的伤痛？“我在乎。”吴文光说。

5月8日，《吃饱的村子》等几部“民间记忆影像计划”中的短片在纽约现代美术馆“中国25周年纪录片纪念”活动中放映。吴文光正是“民间记忆影像计划”的发起人。三年前，他带着一群年轻人返乡，寻找、唤醒并记录自己的祖辈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经受的“饥饿”记忆。

三年自然灾害，民间习惯指的是1959年至1961年。官方的解释为，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80年代初期，中学历史课本将这段时期称为“三年自然灾害”，而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在人教版高一历史教材《中国近现代史》下册中，短短几句话概括了这场困难的原因：“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

但吴文光却反感将这一段时期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他和他的志愿者们用了一个自创的新词汇替代——三年饥饿。“所有人都知道那时候老百姓在挨饿，但是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挨饿吗？都知道快要饿死的人会用树皮充饥，但你知道树皮怎么吃吗？”吴文光亦讨厌浮光掠影地争论在大饥荒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多一个或少一个，对读者来说不过是书面上冰冷冷的数字，一个从0到1的过程。

历史的力量来源于细节。2010年夏天，吴文光开启了“民间记忆影像计划”，鼓励年轻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当年轻人不断地卷入村子，在老人们破碎的记忆和点滴的细节中，在失语的乡村与冷漠的村民中，还历史一个本来的模样。

为什么要选择三年饥饿时期作为拍摄的题材？吴文光给的答案仅仅是，给失语者一个表达的渠道。“在建国初期的各种运动中，有受冲击后幸存下来的人，比如右派知识分子，他们将被关牛棚的经历写成小说、报告文学。”吴文光说。但是，那些目不识丁的村民怎么办，作为饥饿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蚂蚁一样的生命”自然地被忽略，被遗忘，被掩埋，成了理所当然的“沉默的大多数”。吴文光和志愿者们只是希望这些村民不是“饿了白饿，死了白死”。

吴文光，1956年生于昆明，1974年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当知识青年，务农至1978年，1982年拍摄了纪录片《流浪北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1988年至今定居北京，写作和拍摄纪录片。

让饥饿变得立体和具象

1928年出生的宋秋英老人回忆11岁的儿子被饿死时，她说到孩子当时眼前出现的幻觉：“孩子那时快死了，他说：‘你弄那一碗饭搁在那里做啥？’我说：‘小啊，哪里有一碗饭啊？’他说：‘这不是嘛！’他用手拍打着床说‘这不是嘛’。我说：‘小啊，要是有一碗饭，我不就给你吃了嘛，我还搁在那里干吗。’儿子说：‘娘，我死的时候你别哭啊，你哭啥哭，反正我是死了。’孩子临死就是这样啊！”对死亡过程老人没有加入任何修饰，她甚至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在志愿者们拍回的老人口述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的相同：老人们坐在自家的炕上或者椅子上，浑浊的眼睛直面镜头，背景往往是糊着泥巴的墙壁。他们平静地列举谁谁家饿死了谁谁，从表面上看不出一丝的情绪波动，说到自己的婆婆或者儿子饿死的时候，也只是微微停顿一秒，仿佛死的是个不相干的人。

在镜头前，老人们对死去的人记忆深刻，谁家死了几个都叫什么都记得一清二楚，但是他们却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挨饿，为什么会饿死人。对饥饿的形容也往往是唠叨一两句，饿啊，没办法。但是说起如何战胜饥饿，他们的讲述往往冗长。树皮、麦子苗、棉花种、野菜叶子、豆壳、树根，每个物件后都隐藏着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

一些书记载，饿得受不了的饥民会吃树皮。但是吃什么树的皮，怎么吃却是个拿不上台面的问题。在“民间记忆影像计划”中，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老人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榆树皮是最好的，把榆树的深色外皮剥掉，要里面第二层白色的皮，拿回家晒干后磨成粉，可以掺一点玉米面或者野菜做成馒头。同样的做法也适合脱粒后的玉米棒子。“没有一个疯子会直接抱着树啃，也没有人选择吃松树皮。”吴文光说。如果连树皮都没得吃，村民们也会选择观音土，一种黏性很大的土壤，虽然和树皮的功效差不多，但副作用也是明显的——难以大便。村民会选择用手抠，自己不方便抠就请别人来帮忙。在生死之际，男女之防礼义廉耻也顾不了许多了。老人们在讲述的时候特别喜欢说春天的故事，因为一到春天就可以到地里挖野菜了，一锅野菜粥往往就意味着从鬼门关上又拉回了一个。

拒绝商业令记录更纯粹

吴文光介绍，三年的时间内共访问了1000多位老人，整理出来的有超过250位老人，完成16部片子，其中《饥饿的村子》(邹雪平)入选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芬兰坦佩雷国际电影节，《吃饱的村子》入选放映南京中国独立影像展、北京宋庄独立影像展并获“优秀纪录片奖”、纽约大学“民间记忆计划”专题展映等，《听三奶奶讲从前的事情》（文慧）参展维也纳国际电影节、北京宋庄独立影像展等。今年完成拍摄进入剪辑的可能有8部。

“我也希望能将这个项目永远地做下去，但是现在我们是有多大力量就干多少事。”吴文光说话的时候微微皱皱眉，他自己很清楚面前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民间记忆影像计划”从诞生之初就注定走上一条小众的道路。“我们不拒绝任何公益性质的援助，但是绝对拒绝掺杂商业元素。”吴文光说。工作室是朋友借的，志愿者没有工资，设备要自己买，而片子却是在大学、小剧场里免费放映，支撑起这群年轻人的似乎只有信仰。

摆在吴文光和志愿者面前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了。到目前为止，去世的老人已经有21个。在接受采访的老人中，年龄最大的是1923年生人，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面临“不务正业”的指责

今年28岁的邹雪平，是吴文光在中国美术学院纪录片课程的学生，也是“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工作室长期驻站的8个志愿者之一。2010年，她回到自己的村子，调查、拍摄那些经历了1959年到1961年“三年饥荒”的老人，并剪辑成一部纪录片《饥饿的村子》。

在这部纪录片里，邹雪平也将自己的纠结与拧巴呈现在公众面前：她的母亲对一个城里大学生毕业后不找正式工作却回到村里做些不挣钱还有可能犯错误的作品而焦急愤怒；她经商的父亲拒绝在镜头前表达自己对那段历史的任何看法，却说女儿的工作是“不务正业”。很多被邹雪平问询那段饥荒经历的老人们明显记忆力衰退，甚至连她的问题都听不大清楚。老人们虽然同意在摄像机前描述自己经历饥荒的故事，却对影片将在国外放映感到焦虑和抵触，村子里的小孩子也生怕“外国人笑话咱们、看不起咱们”。

另一种犹疑来自邹雪平内心，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是对是错。强迫老人们在镜头前回忆那段惨痛的经历，让他们叙述自己的儿子、丈夫是怎么被饿死的，这是不是另一种残忍。表达重要吗，连同表达的方式在内，这是邹雪平经常问自己的问题。

这样的生活又什么时候是尽头？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父母希望她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有个家有个孩子。“在30岁之前，我会给自己选一条道路。要不就勇敢记录下去永不后悔，要不就彻底回归正常的生活轨迹。”邹雪平说。这样的选择恐怕是每个志愿者或早或晚都要面临的，也是“民间记忆影像计划”面临的困难之一。

撬动现实的式微与坚持

在“民间记忆影像计划”里，参与拍摄的志愿者除了吴文光之外，都是一些85后的年轻人。他们从来不知道饥饿为何物，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在邹雪平的印象里，只有她不爱吃的东西，对饥饿的记忆却是空白一片。当初她是抱着学习怎么拍纪录片这个简单的想法找到吴文光的，但是回到村子中她却发现自己再也逃不开了。

时间像一条静静的河流，划过皮肤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但事实果真如此吗？那段教科书样的历史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老人们的讲述，颠覆了邹雪平对历史的认知——她从未想到平静的村庄下掩埋着如此多的苦难。她也开始重新定义记忆的作用：“那些老人的故事，应该说出来，它们是历史的一部分。”

除了如实的记录，她也觉得该为那段历史实实在在地做点什么，为了更长久的记忆。在她的发动下，一块记录着邹家村在“三年饥饿”时期死难者姓名的石碑被立了起来。立碑所用的钱是邹雪平挨家挨户募捐得来的，上面的每个名字都是老人们口述经过反复核实后被铭刻上去的。

立碑这件事其实并不顺利，母亲认为邹雪平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做这些无聊的事情，村里的年轻人则表现得很冷漠，他们不认识那些在灾难年代被饿死的人，这件事情理所当然地和他们无关。而上了一点年纪的人，比如邹雪平的父亲则为女儿担心，怕她会犯“政治错误”。

通过邹雪平挨户的劝说和募捐，并征得了村支书的同意。这块1.6米高、800斤重的黑色石碑还是被立起来了。石碑上有这样一段碑文：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饥荒期间，本村共41户、165口人，生活极度困难，共有37人因饥饿去世，涉及17户。本村村民特立此碑，以示铭记。

文/本报记者李仲虞 供图/吴文光

新闻内存

民间记忆影像计划

2010年，一个叫“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在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开始，它的发起人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在3年时间里，有20多个志愿者卷入到这个计划中，“85后”们分头返回到自己的村子，采访拍摄村子里的老人讲述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饥饿时期”的经历和故事。“民间记忆影像计划”中的部分影片在北京、天津、深圳、西安等地的大学或小剧场免费放映。志愿者邹雪平拍摄的《饥饿的村子》曾在坦佩雷国际电影节（芬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影子电影节（巴黎）播放。

部分观后感

民间记忆零散而丰富，但是当事人多不愿意回忆面对，如何真实完整地记录将是对历史全景的一种补充。几部都颇有良知和对历史的担当，尤对民族“丑史”挖掘还原令人尊敬。建议播放时可以距离高校再近点儿。

——李霞

题材并不新鲜，但导演的历史意识令人惊叹，片中的老人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Sigzze

从饥饿的村庄到吃饱的村庄，可见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变迁。从老人的讲述，到小孩的探讨，是一个族群的执着与坚守。这也就是生生不息的意义吧。往事必须记录和追问，感谢导演的坚持。

——夕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