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接受东方早报记者专访，呼吁在过去十年基础上进一步推出更多的突破性改革举措。

　　最深刻的不公平，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东方早报：政府有时也觉得“冤”，感觉自己一直在为民办实事，老百姓却依然不领情。

　　俞可平：是的，有一次我到一个副省级城市去调研，一位领导对我表达了强烈的疑惑：“我们的不少干部从早上鸡叫一直干到晚上鬼叫，老百姓为什么还不满意？”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府的公信力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现在有一些地方和部门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得罪人民），就是你做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满。官员本应有好坏之分，而且我相信多数官员总是好的。可许多老百姓一提起“官”，就认定是“坏的”。比如对一些自杀的官员，按照中国传统，人死后也就不再争论善恶了，但现在老百姓看到有官员自杀，就认定其一定有问题，甚至幸灾乐祸，认为死得好。这种官民的对立是很少见的。官民互不信任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

　　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老百姓对政府缺乏信任是因为群众工作没做好，我们也一直呼吁要密切干群关系，主张干部下基层访贫问苦、送温暖……这些做法会有些好处。 可是有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3%的老百姓认为是群众工作没做好是造成民众不满意的原因，有70%多的老百姓认为是社会的不公平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其实，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即使最穷的人，其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他为什么还不满？他可能会这么想：“我吃好了、穿好了，但是你比我更好，而且你的‘更好’不是靠你的勤劳、聪明，而是靠你的权力、你的关系和歪门邪道。”换言之，他感觉到不公平。再加上现在的贪官一个接着一个被披露，涉案的人数和数额都很惊人。这事实上也是时下的一个困境：每披露一个贪官，可能给老百姓增加一分负面感觉。不披露，等网民们网上晒出来，也躲不过去，只有更加难堪。

　　东方早报：所以您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

　　俞可平：袁隆平得到丰厚的奖金为何没人说不公平？甚至还有人觉得他应该得到更多，为什么？因为那是对他所做贡献的应有奖励。但刘志军相关案件就涉及资金20多个亿，还有买官卖官……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是影响老百姓对政府公信力的最主要因素，又恰恰是国家长治久安受到威胁的一个深层原因。社会的不公平体现在许多方面，但其中最深刻的不公平，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物质基础和物质利益毕竟是决定性的。

　　中共十六大后，中央提出建立在“以人为本”和均衡发展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屡次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认为“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这是极为正确的战略决策，但我们还缺乏足够有效的制度和机制。如果这种状况不加改变，贫富差距还会日益加大。

　　最危险的不是“贪钱腐败”而是“特权腐败”

　　东方早报：关于腐败问题，查出来的很多贪官，其待遇、福利已经挺不错了。

　　俞可平：经常会听到人们问这样的问题：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因为我们的官员待遇已经够好了。拥有权力的贪官通常也有很好的住房，有稳定收入，有公车，有很好的医疗待遇。人们确实不太明白，许多身居要职的官员为何还如此贪婪？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中国人天性好贪。今年新加坡新任驻华大使与我座谈，他说新加坡没有一个部长有公车。不但如此，部长们也通常不开豪车上班，家里再有钱也不敢开豪车。理由有两个：一是不助长奢侈风，二是环保的考虑。大家都是华人，新加坡能做到，我们当然应该能做到。

　　东方早报：那为何这些官员要贪钱呢？

　　俞可平：我们做过一些调查：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们发现，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留给孩子，如把子女送到国外；二是给情人、二奶；第三种情况是抠门的“葛朗台”，就是喜欢钱，看到存款的数字涨了就开心，不过这是极少数。

　　我认为现在最危险的还不仅仅是贪钱的腐败，我更担心的是官员的特权。因为一旦承认特权，就意味着它是合法的，由特权导致的腐败是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比如，官员在住房、医疗、退休方面的过分福利，单位集体公款支付的礼券礼品，数额巨大的“三公”消费，干部转任国企高管后的巨额收入等。

　　我认为特权是威胁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些年政府对这方面限制得越来越严格，比如北京对特权车的整治等，在某些方面，我们看到情况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改善民生需推出更多的突破性改革举措

　　东方早报：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一点引发了国内外的关注与讨论，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对过去10年在社会公平保障方面的成就高度评价，另一种则认为应当有更多的突破。您如何看这些现象。

　　俞可平：这些年政府在保障社会公平方面做了大量的改革创新，取得了不少历史性的成就。这对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意义极其重大，人民群众也充分肯定。例如，现在如果你到农村去，许多农民都觉得党和政府好，为什么？农业税免了，60岁以后每个月还有一定数量的退休金，若加入“新农合”，看病还能报销相当的费用……老百姓对党和政府是感恩戴德的。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可能会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他们不是纵向跟过去比，而是横向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较。他们觉得这些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普及，我们应该做得更好。农民是纵向比较，过去没有现在有了，就是进步。两者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对过去10年我们在改善民生，特别是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所做的巨大成就应当给予高度评价，但要清楚地看到这方面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推出更多的突破性改革举措。 摘编自东方早报